本文章来源于智谷趋势 ，作者逍道一




 俄乌战事依旧陷入胶着中！出乎很多人此前的意料。以俄乌悬殊的实力对比，就算无法速战速决，战线推进也不该如此缓慢。普遍分析认为，这与普京战前准备不足，以及乌克兰顽强抵抗有关。

但更残酷的真相是——俄罗斯国力空虚。说白了，就是没钱。打仗恰恰又是超级烧钱的。更别说引发西方集体制裁，给本来就脆弱的俄罗斯国内经济雪上加霜。

俄罗斯GDP不如广东早已不是什么新闻，去年俄罗斯又掉到江苏后面。战争引发卢布大幅贬值，山东、浙江甚至河南、四川超过俄罗斯，很可能就是今年的事。

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，苏联GDP是中国的10倍。当时高层提出了到21世纪中期赶超苏联的目标。那时的苏联，绝对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。

没想到40年后，中国GDP反而是俄罗斯的10倍。相比中国早已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，俄罗斯却只能靠打仗和卖油来博流量。

有人说俄罗斯掉进了资源陷阱，有人说俄罗斯转型失败，有人说俄罗斯错过了数字时代。

可这些都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

为什么当年老大哥沦为如今穷邻居？

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当下，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对等待突围的中国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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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是硬道理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中国打开国门，开始了融入全球分工的进程，打通了外循环的经络。而与此同时，苏联还在搞自己和东欧“小兄弟”的经互会内循环。

同样在上世纪70年来，集装箱引发的海运革命，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，“大进大出”的东亚模式在日本和“四小龙”得到验证，也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原点。




中国的海岸线长，发达省份多优良港口。第一大河长江沿线，也有许多优质水深的河港，这都成为中国发展制造业成为“世界工厂”的良好基础。

反观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，它们和世界市场的疏离，根源当然是其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，但俄罗斯地理条件上的一些短板，在集装箱时代的确暴露得更为显著。

俄罗斯的沿海要么是北冰洋，要么被西边北约成员国锁死，在东边千辛万苦得到海参崴，依然是偏离全球航运主航道的冻港。

外循环不畅，内循环如何？事实上，俄罗斯在内循环方面和美、中两国的差距更大。

俄罗斯、中国、美国分别以1710万平方公里、960万平方公里、93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，高居全球第1、3、4位。

可面积大不等于市场大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幅员辽阔的俄罗斯，宜农宜商宜居面积仅250万平方公里，不到总面积的15%。


从人口分布可清晰看出，俄罗斯经济核心几乎等同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市，相当于北京和上海。其它地方几乎不是“世界加油站”就是无人区。

但相当于“京沪”的俄罗斯两强体量还是有限。2021年莫斯科人口1200万，相当于七普后中国人口排名11的武汉。而圣彼得堡500万的人口，相当于中国人口排名91的江西宜春。其它俄罗斯城市人口均未超过170万。

背后原因是气候。莫斯科以东没大城市，都怪西伯利亚寒极，那不仅是拿破仑与希特勒的梦魇，也是普通人日常生产生活的叹息。


除了天公，地形也不作美。

俄罗斯有全球最大的西伯利亚平原，也就是俄罗斯中部地区，但由于气候寒冷，不是沼泽就是冻土。东部西伯利亚高原，更是无论气候还是地形，更是堪称地狱级。

这也把俄罗斯主要人口都逼往国土西部——东欧平原东缘。


恶劣的地理条件，给基建带来了很大挑战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东西大动脉仍然只有存在超过百年、很多地方限速只有50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。

地缘限制、地理隔租、基建滞后，都让俄罗斯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市场整合与区域开发显得难上加难。

一言蔽之，俄罗斯空有战争年代的战略回旋空间，却没有发展年代产业雁阵转移、内需消费扩展的腹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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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年前，苏联解体。新成立的俄罗斯随即启动市场化改革。

同时，苏联解体也触发了邓小平的紧迫感。苏联解体不到1个月后，邓小平就发表了著名的“南方谈话”，让中国完成了从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”到“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”再到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的关键一跃。

中俄两国虽然几乎同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，但此后的经济发展趋势却大不相同。

广袤的内陆为沿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增劳动力，中国东南沿海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工厂”。

而俄罗斯的制造业基础却不断萎缩，逐渐沦为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型经济体。

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，中国都以大规模基建应对。

完整的基础设施网络，又推动了中国内部的产能转移，中西部地区的成都、重庆、武汉等城市，都成为电子、汽车工业的重镇，相关产品的产能在全球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发达的基建网络，还成就了另一个行业的兴起，那就是互联网。

2003年，淘宝创立。伴随着电商的发展，中国的物流、仓储、商业服务等产业也加速成长，服务业的繁荣，加速了货物在全国的流通。

如果说基建本身是“硬件”的话，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相关服务这一套“软件”，让中国的基建网络成为更有价值的有机体。

这一套系统，提升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转效率。一个有意思的对比：

俄罗斯喀山的快递送往500公里之外的阿斯特拉罕，需要9天。

相同的距离，中国甚至可以当日达，说不定还包邮。

超过十亿人的统一大市场，是一座富矿。而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出现，加速了对这一富矿的挖掘进程。今天，虽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资本市场波动频仍。

但无论如何，中国这个规模超过40万亿的统一内需市场，仍是稳定中国经济的最重要基本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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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领域有一个著名的“梅特卡夫效应”，网络的价值，等于它连接的节点的平方。所以，网络连接的人口越多，价值就越大。

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企业，除了美国企业（美国拥有超过3亿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，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和美国使用同一种语言），都出现在中国。

这绝非偶然，这是互联网这种新技术的机制，给中国这个后发国家带来的红利。

在前互联网时代，每个国家的科技树攀登过程是线性的，从蒸汽时代，到电气时代，再到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时代。哪个国家在一开始占据领先优势，后发国家很难超越，即使这些国家的体量和规模并不大。

时至今日，不要说德国、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，荷兰、瑞典、芬兰等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国家，仍然在许多技术上居于全球领先的位置。

互联网的出现，打破了“科技树”单一线性演进的模式。它给了美国、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巨大的“发展加成”，放大了人口红利和市场红利。

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，又倒过来促进了中国的技术升级。自大航海时代以来，大多数新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和发展进程，不仅滞后于美国这样的大国，也滞后于荷兰、瑞典、芬兰这样的小国。

但现在，在数字经济、通信技术等领域，中国第一次和世界先进潮流保持同频，走在了那些阔了几百年的西方小国的前面。有了新赛道，换道超车才成为可能。

而新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渗透，还助推了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，给中国的内循环提供了更大的动力。

互联网在一开始，缩短的是大城市和乡村在商业上的数字鸿沟。淘宝诞生之后，无论你是在北上广深，还是云贵乡村，都可以以差不多的价格买到同样的商品；也无论你在一线城市，还是县城小镇，都可以开一个网店，在网络空间里，你的办公室和仓库在上海深圳，或者曹县许昌，在流量意义上都是平等的。

而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和演进，东部和中西部的产业鸿沟也将被缩小。

在工业经济时代，沿海因为水运之便，天然地在全球分工中居于优势地位。内陆的制造业虽然近年来也发展起来，但尤其集中在电子产品、汽车等货值高，对运输成本相对不敏感的行业。

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，中西部地区在制造业之外，有了一种新的产业可能——云计算。

互联网出现之后，人们告别了纸质存储时代，生产生活会产生大量数据。数据的存储、管理和应用，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产业。


而得益于阿里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，中国在云计算产业上占据先机。2008年，阿里巴巴开始做云计算，最初是支撑淘宝自身的业务需求，现在已经将能力开放给各行各业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云计算这种产业，是“经验产业”，有点像医生的职业成长路径。

医生越老越吃香，是因为他们看过的病例足够多，云计算产业要发展起来，也需要处理的数据量足够大，适应的场景足够多，像天猫双11这样的大考经历多了，技术实力才能提升。

现在，阿里云的技术实力已经达到全球顶尖的水平。2021年，在第三方机构Gartner的最新报告中。阿里云IaaS基础设施能力拿下全球第一，在计算、存储、网络、安全四项核心评比中均斩获最高分，

可以说，在云计算这个新赛道上，中国已经不只是“大国”，而是“强国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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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7日，发改委联合多部门重磅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8个国家级数据算力枢纽和10个数据中心集群，简称“东数西算”。

数字时代的算力，相当于工业时代的电力。“东数西算”工程的提出，反映出决策层对算力价值的清晰定位。

就全球范围来看，算力增长远远滞后于数据的增长，解决办法只有兴建算力设施。

算力基础设施不但占地，还极其耗电。2020年国内数据中心年耗电总量，就相当于两个三峡的发电量。

希望的目光再次向西。我国西部地域辽阔，而且西部太阳能、风力、水力等可再生能源丰富，能为数据中心提供清洁、便宜的电力。


十多年前，中国启动了“西电东送”工程，西部地区的电力被输送到东部地区。而现在，“东数西算”的提出意味着，西部地区丰沛的电能，可以有一部分就地转化为“算力”，从生产电力到提供算力，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进阶。

典型的莫过于贵阳。

2020年，贵阳市、贵安新区大数据企业达到5000多个，规模以上大数据企业达到117个，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1649亿元，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8.2%，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达到51.1。

数字时代，算力为王。云计算产业的兴起，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比肩东部的又一条新赛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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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近年来互联网行业饱受质疑，但平心而论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，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新兴生产力。

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，和实体经济最深的联系，是在以阿里巴巴B2B和淘宝为代表的贸易和电商领域。而随着阿里、华为、腾讯等公司技术实力的提升，又催生了更多的产业赛道。

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，被转化成技术优势。技术又反过来促进中国实现更均衡的区域发展。

俄罗斯缺少人口腹地和经济腹地，发展不了新兴产业，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和其他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。

而在中国，情况恰恰相反。工业时代，中国沿海得地利之便率先发展。数字时代，互联网、云计算等新产业不依赖港口航运，让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以同样的姿态参与全球分工。

中国人口整体上仍然在向沿海地区集中，但内陆和沿海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，确是不争的事实。

2000年，贵州和重庆的人均GDP分别是上海的9%和21%，而到了2021年，贵州的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上海的29%，重庆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上海的50%。

从区域视角对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的另类比较，再次证明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：

超大市场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，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，是促进区域平衡发展，进一步提升经济效能的关键动力之一。

不管世界格局如何变幻，办好自己的事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唯有打好我们手上已经攒下的牌，才能通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彼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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